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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前沿
關于旅遊與文化的斷想二則
時間:2019年07月12日信息來源:中國旅遊報點擊: 加入收藏 】【 字體:

  對旅遊與文化的關系,“文化是旅遊的靈魂,旅遊是文化的載體”的确是一個相當精湛的概括;不過,如果細加讨論,也還有後一句話應該補充進來,那就是“旅遊的靈魂不僅是文化,文化的載體也不僅是旅遊。”如果要說“靈魂”,那麼旅遊的靈魂也還有人的行走與交通的理念,也還有經濟活動和服務運行的理念。而作為文化的載體,如果從總體來認識,它首先應該是“人”和“物”,以及人們社會存在中的創新與傳承。

  斷想之一

  關于“旅遊”與“文化”的關系,追溯起來,實在是很有趣的。大家都知道,現代漢語中在說到“旅遊”時有一個“觀光”的概念,其所指的,是旅遊中的以觀覽作為核心的一種目的取向。而在先秦時代,“觀光”一語卻一度是人們對“旅遊”概念的總稱。即使在現代,在我國的台灣地區和香港地區,以及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國,“觀光”一語卻是可以用來統稱“旅遊”的。

  “觀光”一語,源自“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話為《周易》的第二十卦“觀”卦的“爻辭”。“觀”卦的六條爻線結構是“巽上坤下”,也就是說,它上面的三條爻線是八卦的“巽”卦,它下面的三條爻線是八卦的“坤”卦。“六四”指的就是“觀”卦裡自下而上的第四條爻線是“六”(即“陰爻”)。《周易》六十四卦中,每卦的最上面那條爻線(即自下而上的第六條線,名稱是“上”)如果是“九”(即“陽爻”),往往它就意味着“上天”,因此,最接近它的那條爻線(自下而上的第五條線),則往往代表着除了上天之外最具威權的地位(于是有了“九五之尊”的概念),那麼這裡“觀”卦中自下而上的這第四條爻線呢,因為它最接近“九五之尊”的第五條爻線,那就象征着地處王宮附近的“台觀”(國賓館),既享有崇高的位置,适合招待國家的貴賓,同時也有利于貴賓與王家的交往,觀覽與考察國家的禮樂文化和政教風俗。

  由于先秦時代的觀光活動多為君王青睐,所以“觀光”一語的内涵,在先秦時已經遠比後人們對“觀”卦的注釋豐富得多。在那時它所表達的内容,實際上已經細化為人們對于異國異地禮樂文化或政教風俗的觀覽與考察。那時最有名的“觀光”活動,如魯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劄到魯國的“觀樂”(觀看欣賞《詩三百》的樂舞演出),魯莊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71年)魯莊公到齊國“觀社”(參觀考察民間在“社日”舉辦的祭祀社神稷神的活動),以及“觀臘”(觀看和參加民間在“臘日”或古“蠟日”的慶豐收的節日活動)、“觀祭祀”等等。現在看來,那時這些觀光活動的核心,實際就是文化旅遊。

  由于他們的行走行進都是觀光活動中不可或缺的支撐,所以在秦漢及其随後的時期裡,“遊觀”“遊覽”等等語彙也就随之運用開來。

  2018年,國人因“文化和旅遊部”的組建而傳開了一個極富詩意的短語——“詩與遠方”。如果就此細想起來,在中國的文化史和旅遊史中,“詩與遠方”的現象确實是由來已久的。如《詩經》裡,就選入了不少唱叙旅遊的民歌;漢賦的諸多篇章中也大量鋪陳着旅遊;魏晉時,不僅三曹都有吟詠旅遊的佳作傳世,更有以謝靈運為首的文人所創的“山水詩”這一旅遊文學的詩風。謝靈運們正是有了去遠方的旅遊,才寫了一系列的山水詩,而詩中所寫的正是他們旅遊的經曆和感受。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旅遊”一語的最早現身,就是在這個時期的詩中。

  據目前已知的文獻,“旅遊”一語是出在“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的詩句中的。這首名為《悲哉行》的旅遊詩,是南北朝時梁朝文學家兼史學家沈約的作品。

  現在,也有文章和專著對“旅遊”的這一語源有着不同的主張,他們提出了“旅遊”一語是最先見于更早的曹植的《離友》詩的。其實這是一個源自版本異文和未及卒讀《離友》全詩的誤會。持論者提出的《離友》詩的“王旅遊兮背故鄉”,其實應該是“王旅旋兮背故鄉”的誤植。因為無論從版本學還是從詩前的“小序”或其下的兩首詩來看,該詩确實是在夏侯威從邺城回谯縣的時候,他的好友曹植為其辭行所寫的離别感言。“小序”和其下的第一首詩,追訴的是那之前曹植随軍在谯縣時與年輕人夏侯威建立的深厚友情,所以在“王旅旋兮”(漢王的部隊調動回到原駐地)時,在軍中任職的曹植也不得不随軍從谯縣返回邺城(即詩中的“魏都”),此時,情意深深的夏侯威便“背故鄉”,而“媵予行兮歸朔方”。《離友》詩便是夏侯威在邺城小住後返鄉時曹植的作品。詩中提及“王”和“旅”的,除了“王旅旋兮”外,還有詩前“小序”的“王師振旅”,這裡的“王師”,指的就是當時屬于曹操統領的漢王的軍隊,“振旅”就是集合部隊,這正好呼應了後面“王旅旋兮”所說的部隊的調動。此外,該兩首詩和詩前的“小序”中,都沒有任何地方再提及漢王或魏公(即曹操,亦即後來的魏王),更沒有他們的任何“旅遊”活動。

  至于當今“旅遊”的概念,筆者曾經在《“旅遊”與“tourism”的概念探問》等文中,對其有所辨析。如結合着全球在使用“tourism”時的共識,那麼它所指的首先應該是一種業态,進而更指人類出行所引緻的一種社會現象。諸如格德納和裡奇在其《旅遊學》(Tourism:Principles,Practices,Philoso-phies的修訂第12版)中所表述的那樣,“是由旅遊者、吸引并接待其來訪的旅遊供應商、旅遊接待地政府、旅遊接待地社區,以及當地環境等所有各方之間的關系與互動引發的各種過程、各種活動及其結果。”如果僅就旅遊者的出行動機與活動而言,筆者認為,那應該是他們“在異地的發現、體驗和交流的活動”。

  筆者這裡關于旅遊者旅遊活動的看法,是由來頗久的,它與我早年和當前人們習慣闡述的“旅遊是人們在異地的體驗活動”有較多的差異。其一,是它這裡要判斷的主體(即“定義判斷”中的“被定義項”)不是“旅遊”的全部,而隻是“旅遊者”的“出行動機與活動”;其二,是這裡用以說明它的事象(即“定義判斷”的“定義項”)卻不隻是“體驗活動”,而是“發現、體驗和交流”的三項内容。因為“體驗”一詞的核心内容,指的是“人們對已知事物的身臨其境的感知或重新認識”,而人們在旅遊活動中,卻還有對此前未知的更多事物的新發現,同時還有作為其出行目的之一的各種各樣的“交往與交流”(亦即世界旅遊組織《旅遊統計建議書》關于“旅遊”三大概念中“forlei-sure,businessandotherpurposes”中“business”所指的“商務與公務”内容),而且,除了這些“事務”目的之外,旅遊者在其經行地和目的地常常與當地居民、與自己的旅伴、與其他各地來的旅遊者,還有着更多的程度各異的交流,以及其他更為廣義的突破時空的交流(包括“延時交流”)。

  斷想之二

  大家都知道,近40年來我國的旅遊業最先開拓的是入境旅遊,那時最看重的是國家形象傳播和賺取外彙收入;後來,基于國内旅遊者的增多,一些經濟研究者又發現了國内旅遊消費還有回籠貨币的效應。所以,許多年來,旅遊的經濟效益一直是旅遊決策層第一關注的内容。

  而在實際生活中,由于旅遊的供給日益商業化引緻的經行地、目的地服務供給與出行人行為的互動,尤其是上世紀開始的多種目的的大衆出行,其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影響更加突顯,再加之我國與國際接軌時對Tourism一詞的普遍采用,以及我國《旅遊學》教材對國外教材體系的參照,以緻在相當長的時期内,對旅遊的經濟研究和市場研究,一直處在旅遊研究的主體位置。

  但是,這些現象并沒有模糊住研究者的視野,而就在上世紀我國旅遊業發展的初期,視野廣闊的于光遠先生就已經明确地提出了“旅遊是文化性很強的經濟事業,又是經濟性很強的文化事業”。後來,申葆嘉教授又以“從經濟進去由文化出來”的思路,提出了“按照‘事物的性質以主導方的性質為準’的原則論定,那麼旅遊的性質隻能是文化而不是經濟。”于光遠的說法,一語道破了旅遊的構成;而申葆嘉的闡述,則是他對旅遊活動的進一步說明。

  “文化是旅遊的靈魂,旅遊是文化的載體。”這是現在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對旅遊與文化的關系,這的确是一個相當精湛的概括;不過,如果細加讨論,也還有後一句話應該補充進來,那就是“旅遊的靈魂不僅是文化,文化的載體也不僅是旅遊。”如果要說“靈魂”,那麼旅遊的靈魂也還有人的行走與交通的理念,也還有經濟活動和服務運行的理念。因為如果沒有人的空間位移,旅遊就不會存在;如果沒有服務理念對現代服務業的支撐,大衆旅遊也就成了僵屍。而作為文化的載體,如果從總體來認識,它首先應該是“人”和“物”,以及人們社會存在中的創新與傳承。因為正是有思想的人把握和支配着人類的語言與文字,也支配着自己的行動與作為(包括使用工具去生活、生産與創造),這才會有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産生。而旅遊,僅僅是人們異地生活的一小部分。

  “文化”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在我們的生活中,它已經是現代漢語的一個常用詞。有研究者認為,它的越來越廣泛的使用,是與我國辭書給出的定義有着密切關系的。其實,無論《現代漢語詞典》也好,《辭海》也好,《中國大百科全書》也好,它們在為“文化”撰寫定義的時候,正是以人們當時對該語詞的已有使用作為基礎的。現在大家引述得較多的,是把“文化”定義為“人類在社會曆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總和”(廣義)或“社會的意識形态以及與之相适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狹義)的認識。之所以是這樣,應該說,首先還是與這個來自《周易》第二十二卦“贲(bì)”卦“彖(tuàn)辭”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語源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的。

  如果仔細思考源自《周易》的“人文化成”的這一認識,那麼可以看出,《周易》“贲”卦“彖辭”是把天地萬物劃分為了“天文”與“人文”兩部分的。如果沿着這一思路去認識,是不是可能就會産生天下的人間事物都是屬于“人文”的認識。

  有趣的是,好像是存心與“贲”卦呼應似的,旅遊學中對“旅遊資源”的傳統劃分方法,也習慣于把旅遊資源分成“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自然資源”雖然不是天文,但卻是老天賜予的。而祖先留下的“人文資源”,正是廣義“文化”概念所說的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總和。同樣有趣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指導下通過《名錄》所認定的“世界遺産”,包括“世界文化遺産”“世界文化景觀”,“世界自然遺産”“世界自然文化雙遺産”,以及後來的“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産”,其在第一層級的總體認知上的“自然遺産”與“文化遺産”的兩分法,也似乎與傳統的旅遊資源的兩分法同出一撤。這種對天下事物的兩分法,實際就是“文化”的廣義概念之所以被廣泛傳播的根源。

  但是,人們在對自己社會生活的關注中,又常常把它劃分為經濟、文化、政治三個基本領域。這一得到普遍認可的“三分法”,使得來自“人文化成”的“文化”有了與“經濟”“政治”分割的新邊界。

  如果暫時離開形而上的“文化”來看社會實體,那麼現代國家的管理更使得“文化”具體了許多。在現今的國家中,為了使得國家管理的職能分明,大都在政府行政管理下設置了十多個或二三十個“部”(或稱“省”或“大臣”)。在這些設置中,各國大都把社會生活的經濟、文化、政治“三分法”作了更多的細化,把“教育”“科學技術”以及“傳媒”等等從“三分法”的“文化”中剝離了出來,從而使得“文化”之所指更具體地偏注于老百姓的一般文化生活。其間最有影響力的,是1946年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的成立,從而在全球範圍内對“文化”(Culture)的範圍起到了一定的“固化”作用。

  在國際交往中,這個源自古拉丁文動詞cultus的“文化”(Culture)一語,在中世紀英語中曾經隻局限于對“耕地”“培育”等含義的表達;而現在,其詞義已經比早年擴展了許多,它既指一個民族或群體的風俗習慣、行為和生活的方式(尤其是曆史傳承世代共享的生活方式,及人們彼此間的态度)與社會組織;又指描述、展示或表演的代表某一民族或群體傳統或生活方式的文藝,如文學、藝術、音樂、舞蹈、戲劇以及世界遺産等;亦指某一特定群體或組織中對某一事物的信仰和态度。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關注的文化,以及各國文化部門主管的,其主體也正是其各國民衆生活中有關文學、藝術、音樂、舞蹈、戲劇等這一方面的内容。如與我國辭書對狹義“文化”的釋義比起來,我國有的辭書的釋義,已經與之完全吻合(而另一些辭書的狹義釋義仍然顯得寬泛了許多)。

  還有一些想法,這裡就不贅言了。(注:原稿全文已在《中國旅遊評論》2019年第1輯刊出,本文為作者本人的壓縮稿)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

(作者:劉德謙  編輯:ll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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